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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阅读,得自由

点击次数:更新时间:2017-06-12 11:17:42

       18岁的大一新生袁博,不管到哪里学习和生活,有一本书他始终会带在身边。那是一本《辞海》,妈妈张梅大约花了300元钱在深圳书城给他买的。 
       而35岁的刘平阳,每在深圳开一个店面,都会把自己读过的一些书,放在店里面。“我从来不扔书。”他坐在华强花园租来的房子里说。这些书,为他换来了眼前这堆证书和满脑子的经营管理知识。这些知识,现在每月会给他带来10多万元的收入。 
      今年9月开学时,袁博把那本《辞海》从深圳带到了复旦大学校园。刘平阳则揣着那些能证明他资质的证书,从深圳前往苏州和杭州等城市,他打算在那里开分公司。 
       他们的故事,都从深圳这座城市开始,并且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词——读书。 
       认识袁博的人,几乎都知道这个孩子喜欢读书。但很多时候,他会先看看书的价格,“如果太贵了,就在书店里看”。这种习惯始于1999年,那时,他的家境并不宽裕,父亲一边在公司打工,一边还要在假日到莲花山卖风筝。 
       也是在那一年,湖北省洪湖市的刘平阳来到深圳,但不久,他就被当作“三无人员”抓进了收容所。还没开始施展身手,26岁的年轻人已成为这个城市的“囚徒”。 
       身份、地位和背景等这些身外之物,就像一条铁链,牢牢困住了这两个人。而像他们一样,怀揣梦想来到深圳的人们,也曾经被这条铁链桎梏。 
       一个营销策划人把深圳比喻成“天堂加地狱”,“说她是天堂,因为这里无拘无束,是个可以随意做梦的地方。说她是地狱,因为这里竞争激烈,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落伍者。所以每一个深圳人都要不停地学习。” 
       袁博的父母早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母亲张梅平时最大的爱好,不是逛街而是逛书店。每年过年,她都会给儿子买500元左右的书作为礼物。 
       500元钱那时对刘平阳来说,可是一大笔钱。要想从收容所出来,需要交350元钱。这钱是他堂弟从刘平阳的同学那里借来的。只是出来没多久,没有暂住证的刘平阳再次被收容,由于上次从同学那里借的钱还没还,刘平阳的老父不得不从家乡赶来,亲自“赎”儿子出来。 
        “你这样搞得我们全家很没面子。”弟弟在电话里说。电话这端,刘平阳顿时感到无地自容,只是暗暗发誓,“要给家人把面子挣回来。” 
       而在书城里面,爱读书的袁博不愿给家人增添负担。他总会在一套《世界动物图鉴》前,停下来小心翼翼地翻看,这套书标价900元。他知道家里没钱,始终未曾向父母开口。但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父亲,还是为他买下了这套书。8岁的儿子为此写下一篇情真意切的作文《卖风筝的父亲》,发表在深圳一家报纸上。 
         “那年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袁博买书买了2000多块钱,也是最少的一年。”张梅回忆道。 
        幸好,这是在深圳。从2000年开始,这座城市每年的11月都被定为“深圳读书月”,期间有读书论坛、辩论比赛、书香家庭评选等各种活动。2005年夏天,新建成的深圳图书馆正式开放。在开馆第一天,正上初三的袁博,便成为图书馆门外长长的队伍中的一员。 
       在图书馆里躬身阅读的人群中,也常常能看见刘平阳的身影。这个屡屡被收容的外来工,决定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做这个决定时,他正帮人印制和发送名片。为了省下几块钱的路费,他好几次从世界之窗走十几公里回华强北,“看着地王大厦,一直往城里走”。路过天桥时,看到乞讨的老头摇着碗里那些闪光的硬币,他总是会羡慕“里面有好多钱”,还会想到自己“好长时间没看过100块的票子了”。 
        不过,这个年轻人买书花钱可不心疼,他从书城买回各种实用图书,再到附近的深圳图书馆培训中心报读电脑培训班,在深圳电大报了大专班,先后取得了营销师、公关员、中国职业经理人等大量的职业资格证书与技术等级证书。 
       也是在书城里,袁博和他的父母常常会各自挑上一购物车书,然后找个僻静的地方,开始讨论最终购买哪些书。上中学后,袁博有了自己选书的权利。而这一家人早已就购书原则达成共识,只要一本书有两个以上的人同意购买,就列为必买书。这一家三口,经常会为一本书,在书城里上演“合纵连横”的一幕。这也给这个经济一度不宽裕的家庭,平添了不少乐趣。 
       2004年,知识得到极大充实的刘平阳,成为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的一名员工,月收入过万。2007年12月,他被评为“深圳市十大读书成才职工”。那年春节,市工会出钱把他的母亲和侄儿接到深圳过年。看到家人被安排在深圳的五星级酒店,他顿时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感觉”,并常把“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挂在嘴边。 
       中学生袁博,更是在自己的《三岔路》、《杨花为谁飘》、《雾霭中的行船》等一系列中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些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形象。这个爱读书的孩子,成为学校文学社社长,不仅荣获冰心文学奖,还获得全国高中生物联赛一等奖。 
       每次在学校开完家长会,张梅总是走得最晚的一个。她常常会被一群家长围住,问袁博都读了些什么书,甚至“玩些什么”。这说起来,就让这个母亲觉得自豪。但这个母亲更觉得自豪的是,无论是10年前家里经济最困难时,还是目前家里经济情况好转时,袁博在读书方面的要求,总能得到优先满足。 
       当同班同学开始经历高三炼狱时,袁博则早已获得“自由”,他被提前保送复旦大学。但他同时也陷入了新的茫然。“我搞不清楚应该选择什么作为终身职业方向。”袁博回忆道。 
        恰在此时,妈妈将新买的《辞海》放在了他面前。“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种能力和潜能,但他只能为其中的一种奋斗。”在书的扉页上,妈妈写下了这段从《读者》上摘录的话。 
       袁博明白,妈妈是想用这本《辞海》告诉自己“做事情要专一,不要对自己的能力太贪心”。于是,袁博选择了生物技术专业。 
       命运早已被知识改变的刘平阳,也作出了一个决定。2009年3月,他正式从银行辞职,开始自己创业,说是希望自己的人生“更自由和更有成就感”。 
        张梅也谈到了自由。她认为深圳这个城市特别适合孩子和年轻人的成长。“自由地成长。”这个女人特意强调道。 
       她的儿子袁博,在进入复旦大学不到一个月,便从生物基地班转专业到了中文系。 
        “你真的想好了吗?”周围人问他。 
        “我真的想好了。”他回答,这种自信,源于10年丰富的读书经历,带给他的判断能力和勇气。 
       这个大一新生跟同学谈起深圳,最喜欢谈的是深圳的海岸线。因为“它代表着深圳的城市精神”。他把这种精神概括为三个字“很自由”。 
       或许,正因为10年书香的浸润和濡染,那些喜欢读书的人,才没有沦为青春或城市“囚徒”,他们不仅在深圳这个城市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获得了更具有生命活力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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