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把手’依赖症”
□ 策 划· 统 筹/高明义
2012年04月28日08:11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近年来，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强化权力制衡、实行科学决策等政治体制改革关键词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在大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时代背景下，那些与时代发展要求格格不入、与政治体制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情形，必然为社会公众所诟病。人们常说的“‘一把手’依赖症”就是一个典型现象。
“‘一把手’依赖症”是人们对因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诸多弊端的一种形象化说法。正如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那篇重要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他还进一步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说，这段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论断在时隔32年后依然是那么振聋发聩、耐人寻味。
习近平同志最近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谈及党内监督问题时再次强调：“凡是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严格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搞‘一言堂’，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而应该搞‘群言堂’，依靠集体智慧和严格程序来决定。”
有舆论认为，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讲话极具现实针对性。
“独角戏”的三个不同视角
□ 尹明文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4426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5.6％的受访者感叹当今社会“‘一把手’依赖症”严重，其中75.5％的人认为“非常严重”；61.7％的受访者坦言，自己就有“‘一把手’依赖症”。调查中，26.2％的受访者认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如果不找“一把手”几乎不能解决问题；31.1％的受访者认为，如果不找“一把手”很少能解决问题；32.7％的受访者认为，如果不找“一把手”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仅有8.0％的受访者认为，即便不找“一把手”也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
看到这组数字，笔者不禁联想到一幅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在这幅长达500多厘米的画卷上，画家张择端从汴京的近郊一直画到闹市，把北宋时期的市井生活描绘得栩栩如生，对后人研究当年的经济、文化、生活、服饰、建筑、风俗、礼仪等诸多方面极具史料价值。受这幅画的启发，笔者不禁突发奇想——如果把上述这组数字复原为职场、坊间人物场景的话，展现的则是一幅当今《职场生态图》。在这幅图上，可以看到“一把手”“独唱”、下属“陪侍”、民众“蜂拥”的一幕幕场景，对研究职场文化、下属心态以及民情民意，可能同样具有史料价值。
这幅《职场生态图》有哪些看点呢？根据“‘一把手’依赖症”中相关方面的不同站位，可以呈现为三个视角。
一是上层领导的“‘一把手’依赖症”，突出表现为一个“抓”字。打开百度网站，点击“一把手”、“‘一把手’负责制”、“‘一把手’工程”、“‘一把手’挂帅”、“‘一把手’亲自”等关键词，检索到的相关信息少则几万条，多则近百万条！
上级领导在“抓”什么？“独角戏”都在唱什么？这里信手复制几则新闻标题，即可略见一二——《长春市450个部门和单位“一把手”大接访》、《广汉市42名“一把手”上电视述年初打算、年底成效》、《西安市临潼区“一把手”亲自抓143个重点建设项目》、《德清县请群众对部门“一把手”品头论足》、《南京10区“一把手”推荐年度汉字》、《青岛市57个部门“一把手”迎大考，万名市民当考官》、《金华市委书记十问部门“一把手”》、《大竹县20名“一把手”电视上公开“晒”承诺》、《襄阳市部门执行不力，先问责“一把手”》……
显而易见，这些都是由上级领导部门统一部署、统一要求的工作，合起来看是“‘一把手’集体操”，分开来看则是清一色的“‘一把手’独角戏”。
“‘一把手’抓，抓‘一把手’”，这是多年来几乎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工作方法，也被视为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于是，“一把手”成了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单位对外的唯一“把手”，无论“条条”还是“块块”的上级领导，都盯着“一把手”，都来抓“一把手”。现实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有时因为多方领导在同时抓“一把手”，又在时间上“撞车”，而“一把手”们苦于分身无术，只好找“替身”分头参会，领受任务，汇报工作。
二是左右助手的“‘一把手’依赖症”，突出表现为一个“等”字。在相当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每当“一把手”外出回来，尤其是外出很多天刚回来，在办公室门外等候请示、汇报、签批、盖章的人几乎成帮结队，着急者笑脸作揖请求加塞儿，另有急事者先奔别处转身再来，走廊里人气不断。
有人这样打比方——“‘一把手’是一个单位的总开关”，从正面肯定了“一把手”的关键性作用。不过，也有人从反面咀嚼出这句话的另一番含义——如果“一把手”“掉闸”，各部门的许多工作都会“停摆”。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经历——到一些单位、部门办事，只要有一定难度，得到的答复常常是：“回头再来吧，‘一把手’不在，我们没法定。”
显然，许多“一把手”之所以焦头烂额地独自忙于“前台”，是因为左右副职都悄悄地退到“后台”，袖手当了观众。在一些单位，中层干部找分管领导请示工作，分管领导常常微笑着说：“这事我不好定，你还是直接去找‘老大’吧……”在一些单位内部，有的中层干部经常越过分管领导，直接向“一把手”汇报工作。对此，分管领导却视而不见、习以为常。
有人用“门庭若市”与“门可罗雀”来形容某些单位“一把手”与副职的忙闲状态，虽然有些夸张，却也基本属实。
“围着‘一把手’转，跟着‘一把手’干，做给‘一把手’看。”这套顺口溜成为一些助手及下属铭记在心的座右铭。
有这样一幅漫画颇耐人寻味——有人在水中疾呼救命，情况危急万分，而岸边手持救生圈的人却在等身后的大领导发话。细细品读，这幅漫画既有“热闹”，更有“门道”，实看则虚，虚看则实，虚实之间描绘出当今官场上难以言传的微妙情形。
三是上访群众的“‘一把手’依赖症”，突出表现为一个“找”字。在一些单位，一些群众遇到比较棘手的实际问题，在找相关部门（包括主管副职）一次次被挡、被拒、被拖、被吃“软钉子”之后，他们发现，找其他人白耽误工夫，只有找“一把手”才能尽快解决问题——因为“一把手”握有最多资源调配权、最大话语权、最高决策权、最终处理权，还有当场“拍板”权。于是，“无论大事小情，你就找‘一把手’，绝对好使！”在经过屡试不爽的一次次验证之后，“一把手”越发成了被追逐的“星”。
这种情况在各地的信访接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媒体报道，前段时间广州曾开展一次市领导大接访活动，闻讯而来的大批上访群众自带干粮、打地铺通宵排队，只为能向“一把手”当面反映问题，以尽快结束被相关部门之间来回“踢皮球”之苦。“一把手”一露面，上访群众便蜂拥而上，将其团团围住。
目前正在热销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收录了朱镕基同志1995年10月的一次讲话，题目是《信访工作是体察民情的重要渠道》。文中提到这样一件事——他在上海担任市长期间，有一次带区委书记、区长到八仙桥菜市场参观，“群众一听我们去了，一会儿就把菜市场包围了。很多人都拿着一封信，要求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有一个老太太，瞧见我过来了，就往我这里跑。警卫人员把她拦住了，她说，今天非找朱市长不行，不找朱市长解决不了她的问题。我就朝她走过去说，你不要着急，慢慢讲。她说，家里厨房旁边的下水道堵塞已经一个礼拜没清理了，粪水快要冒出盖板了，怎么做饭啊？我说，你放心回去，下午就会有人去清理。如果没人去，你再打电话找我。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这是社会各阶层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这种经验的广泛传播反过来又唤醒更多的人绕开正常渠道，直接围追堵截“一把手”。
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到一些单位办事，在没有相应的关系打招呼时，门难进、脸难看；而一旦有“一把手”打了招呼，事情往往办得出奇地顺利，有些工作人员甚至不顾程序要求，一味地为你“开小灶”、帮你走捷径。所以，现在许多人到某些机关办事，首先想的是找熟人协调，最好是找“一把手”。正所谓，“上面一句话，下面一溜烟”。
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一把手”对此也是深感疲惫，无可奈何。酒逢知己时，有人常常感叹：没办法，什么都得亲自抓、亲自问，甚至亲自到场。如果没有“亲自”，上面的人轻则说你对这项工作不重视、没拿领导当回事儿，重则实行“一票否决”，让你这一年白忙活；如果没有“亲自”，下面的人说你高高在上、拒人千里，不体恤群众疾苦，缺乏公仆情怀，直接危及你的领导威信和社会形象。因为里里外外、大事小情都等着你出头露面、表态拍板，结果是“忙的忙死，闲的闲死”。
有学者指出，在相当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一把手’依赖症”已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现象，与发扬党内民主的时代要求背道而驰.
依赖”多半是畏权
□ 夏维诺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如果把每个决策过程、执行过程都看做是对副职和下属从政心态的一次“体检”，那么体检报告通常会显示，很多人不同程度地患有“‘一把手’依赖症”。
某地一位中层干部曾对笔者说，现在只要是“一把手”提出的主张，基本上没人敢站出来大声说“不”，不跟着喝彩忽悠、保持沉默就算是胆儿大的；只要是“一把手”坚持要干的事，就没有人敢站出来挡驾。干好了，一切成绩、荣誉归功于“一把手”的正确领导；干坏了，大家避而不谈、视而不见。许多下属对“一把手”的依赖、顺从，不是源于对他能力的信任，而是对他手中权力的畏惧。
原因何在？
从体制机制看。按照现行领导体制，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也就是行政首长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对本行政组织所管辖的重要事务具有最后决策权，并对此全面负责。应当说，作为权力设计的基本框架，这种制度本身不存在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则显得线条粗糙。譬如：哪些事情应该由集体领导、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哪些事情应该由分管领导个人拍板、个人负责，因为各行各业情况复杂，无法做出统一规定，这就给“一把手”的自由用权提供了空间，为“一权独大”的权力配置提供了便利。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权力边界，往往随着不同“一把手”的个人意愿、工作作风、领导方式的差异而伸缩。在很多单位，往往是“一把手”想管的就直接管，不想管的就分给其他班子成员管，或者有些工作名义上是由分管领导管，但实际上大权仍由“一把手”掌控。由于“一把手”的权力可以在下属的职权范围内自由出入，下属们的决断权和执行权随时可能受到“一把手”的干预，所谓职责分工往往有其名无其实。
从外部环境看。应当说，对于“一把手”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人们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也会经常听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兴衰关键在‘一把手’”，“关键是选好‘一把手’、用好‘一把手’”，“‘一把手’可以把‘死’单位弄‘活’，也可以把‘活’单位弄‘死’”等类似观点。但是，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常常把“一把手”的重要性强化到不适当的程度。为了确保某项工作强力推进，上级业务部门动辄把条条块块的工作列入“一把手”工程，推行“一把手”负责制。为了与上面对上“口径”，也为了取悦“一把手”，下属不管在实际工作中作出多大贡献，在对上汇报工作时，都要把一切成绩归功于“一把手”，总结经验的第一条基本上都是“领导高度重视”、“这些成绩都是在某某领导的亲自领导、指挥下取得的”。这种工作方法和舆论氛围，自觉不自觉地把下属们推向了责权利的边缘。
从“一把手”心态看。当前，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新旧矛盾交织、各方利益博弈，对许多复杂问题众说纷纭不足为怪，见仁见智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一把手”能够切实坚持民主集中制，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在决策过程中真正让班子成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可以有效提高科学决策水平，降低风险，少走弯路。尽管许多“一把手”明白这个道理，但并不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一把手”都会这么做。有些“一把手”本来就有唯我独尊的自负心理和“一锤定音”的工作方式，所以在实际运行中往往剪掉了集思广益的民主过程，或者使其“空转”，形成了事实上的“一言堂”局面。譬如用人问题，近年来尽管注入了许多民意元素，给选人的人戴上了“金箍”。但实事求是地说，除非“一把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善于采纳逆耳忠言，否则，“一把手”的选择就是无可争议的“风向标”，周围的人必须“顺”风而动，不配合的“另类”会有什么结局可想而知。
从下属心态看。在“一把手”人权、事权、财权“一权独大”的体制框架和社会氛围中，很多下属会产生“臣服”心理，工作中看“一把手”脸色行事，唯“一把手”意志是瞻，事事早请示晚汇报，不愿多言多语，更不敢擅做主张。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手机短信或许能折射出许多副职的真实心态：“领导说啥就是啥，千万别再补充啥；领导夸啥就夸啥，千万别再多嘴啥；领导批啥就批啥，千万别再反驳啥；领导干啥就干啥，千万别问为了啥……”为了不受排挤、不被孤立、不被早早“挂起来”，“理智”的副职不愿意因与“一把手”的意见相左而发生分歧，于是主动“顺从”、“知趣”。喝茶翻报纸，无事一身轻。如此这般，副职虽然没有“一把手”的无限风光，但也不必承担主要责任及风险，还享有领导层的滋润。于是，有知足者编出顺口溜：“当官当副的、吃菜吃素的、穿衣穿布的、用人用雇的。”可见其优哉游哉之情。
从文化传统看。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积淀下来的腐朽文化、庸俗哲学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而绝迹。至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言多必失”、“见机行事”、“功高盖主，必惹杀身之祸”等处世哲学还在左右着职场中一些人的言行。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产生“‘一把手’依赖症”还有另外两种病因。其一，“一把手”一心工作，无心揽权，只是不善于“弹钢琴”，自己眼里有工作，交给别人又不放心，总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下属只好袖手旁观。其二，下属中不乏勇于建言献策、承担重任者，但在遭受一次次碰壁之后，有些人转为沉默或后退。一旦职场生态环境改善，这些人还会出于职责和良知，一如既往，敢言敢当。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职场上颇为普遍的“‘一把手’依赖症”现象就一概否定“一把手”和下属的官德和人品。
一呼百诺忧思录
□ 王 准
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这是一个老问题。
有些人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如果没有英雄的组织领导，群众会是一盘散沙，难成大业。譬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孙中山推翻帝制、毛泽东建立新中国、邓小平力推改革开放……正是这些英雄人物的杰出贡献改变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
有些人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无论战争年代的疆场拼杀还是和平建设年代的辛勤劳作，如果没有亿万民众的积极参与甚至流血牺牲，任何伟大的理论、超群的智慧都会因无法付诸行动而成为空谈，也就谈不上创造历史。因此，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还有些人认为，是英雄与群众共同创造历史——英雄的智慧唤醒群众、凝聚力量，才谱写出一页页绚丽的历史篇章。
笔者更倾向于最后一种说法，英雄与群众对推动历史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取得革命成功，离不开统帅的运筹帷幄，也离不开千百万将士的前仆后继。二者不可偏废，夸大任何一方的作用都违背历史真实。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称“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有他身为领袖的自谦因素。在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时，邓小平曾多次讲过：“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句话既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杰出贡献，又没有把毛泽东个人的作用神化——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不是“永无天日”。这是对英雄与群众历史作用的公正评价。
温故而知新、观大而见小。从类比中认清历史上英雄与群众的关系及作用，有助于走出当今社会对“一把手”过度依赖的认识误区和行为误区。
当今“‘一把手’依赖症”现象十分普遍且比较严重，应当说是多种元素混合发酵的结果。这些元素包括体制缺失、机制缺陷、认识偏差、人性特点，以及工作方式、工作作风、社会风气等等。这些元素从不同角度、不同环节过分强化和放大了“一把手”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弱化和缩小了其下属的地位和作用。在这样的职场生态环境下，“一把手”与其下属的关系便沿着“主仆”化方向发展，形成“‘一把手’依赖症”。
其一，“一把手”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极易导致吴王夫差式的历史悲剧。就个人而言，任何人都有知识盲区和能力短板。英雄也好，“一把手”也罢，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无不受到学识、经历、视野、信息、偏好、性格、知识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谁都不会有意选择已知的错误。换句话说，人人都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就为那些听不进忠告的“一把手”埋下了祸根。历史上，吴王夫差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拒绝伍子胥等良臣的苦苦劝告，坚持放虎归山。结果，吴国被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越王勾践所灭。夫差悔不当初，饮恨自尽。
其二，在“一权独大”的集权环境下，最容易出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主心态。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每当“一把手”在重大问题上主意已定，下属们必然在心理上、行为上出现分化——“识时务”者会投其所好，随声附和，顺水推舟，为讨“一把手”欢心而不对事业负责；有些人心中虽有异议，但深感势单力薄、无力回天，只好言不由衷地表态赞同或者默认；有些人怀着“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心态，自知与其自寻烦恼，不如闭嘴旁观。
其三，“一把手”负责制、“一把手”工程等工作模式，加大了“一把手”责权利的比重，使“一把手”成了“包工头儿”。“一把手”在增强责任感的同时，个人意志也很容易进一步膨胀，收拢权力，清除“杂音”，“我是老大我做主”。下属则完全被置于“伙计”地位，“利”不关己、高高挂起，工作中拉松套、跟着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集体智慧、集体动力因远离责权利而萎缩。
其四，由于对“一把手”的高度“依赖”，一些工作人员处于半“放挺”状态，一些行政资源处于半闲置状态，遇事“只奏不斩”或“不奏不斩”，推诿扯皮、问题上交。登门办事的人只好围追堵截“一把手”，拖延了办事时间，降低了工作效率，增加了群众怨言，甚至激化了社会矛盾。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本来千条大道通“罗马”，却被迫去走“独木桥”。“一把手”亲自出面化解“难题”之后，本属正常的工作却打上了“人情”的烙印，加大了外来人员的“办事成本”，为权力寻租扩展了空间。一些“一把手”在诱惑的包围下，逐步蜕化变质。
其五，在唯我独尊的“一把手”面前，“臣服”的下属“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即便发现机遇也必须层层请示汇报，绝不敢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抢抓，更不敢在领导面前“逞能”，生怕因有僭越之嫌而引来麻烦。常言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等“一把手”什么时候自己发现了、认识到了、决心要干了，可能已错过最佳时机。面对错误决策也是一样，有时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万不可行，但在强权之下没有人敢呛“一把手”的肺管子，只能听之任之，等“一把手”什么时候自己发现错了、真心想改了，往往已经付出了无法挽回的代价！回望历史，这类教训历历在目。
其六，“‘一把手’依赖症”破坏了单位内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职权结构。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一把手”越俎代庖，琐事缠身，顾此失彼，工作常常陷入被动而不能自拔，以至成为影响整体效率的“瓶颈”。更严重的是，“一把手”忙小事亡命，谋大业惜身，得蝇头小利而沾沾自喜，失宏图大略而全然不知，丧失了“一把手”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统帅作用。
“‘一把手’依赖症”需综合调理
□ 蒋贞炎
“‘一把手’依赖症”作为职场综合征，是一种传播很广的“流行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亟待扭转的社会风气。
仔细观察分析，“‘一把手’依赖症”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主动型依赖”，属于盲从，是下属的个人能力问题；二是“被动型依赖”，属于无奈，是下属的工作环境问题；三是“偏好型依赖”，属于习惯，是上级领导的工作方法问题。无论根治哪种类型的“依赖症”，都需要内外结合、综合治理。
其一，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对“一把手”限权，彻底解决“一权独大”的问题。“一把手”适度集中权力，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但是，由于目前对“一把手”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一把手”往往成为“一霸手”，大事小情“一把抓”，拍板决策“一言堂”。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一把手”的一句话、一个签字就是下属违规办事的“尚方宝剑”。现实生活中，经常有些办事人员告诉熟人：“去找‘一把手’，他批条就好使。”对于这种现象，下属漠然处之，无人敢于质疑。这样的特权展示潜移默化地强化了下属对“一把手”的畏惧和依从。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就为医治“‘一把手’依赖症”、解决“一言堂”问题确定了体制性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一把手”的“自由裁量权”要回归到合理区域内，要受到监督和制约，不能再到处“伸手”。当“一把手”的权力在规章制度之外不再“好使”、走正常渠道也能办成事的时候，各方对“一把手”的依赖程度也势必减弱。
当然，若想让“三权”相互制约，相应的权力层就要下决心改变传统体制下一些地方和部门自定规则、自行其是、自我监督的权力运行模式，进行一场自我革命——将“三权”分设。
据报道，为了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破解“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自2010年以来，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在七个部门试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采购制度。目前，“副职分管、正职监督、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监督约束机制在该区初步形成。对于涉及人财物采购等方面的问题，实行党政“一把手”末位发言制度。首先由分管领导提出，班子成员依次发表意见，党政“一把手”最后发表结论性意见。同时，实行监督联席会议制度，由区纪委牵头，每半年组织召开一次人事、政法、财政、审计、计生等部门和人大、政协共同参加的监督联席会议，对党政“一把手”执行不直接分管人财物制度情况进行汇总汇报，确保制度的实效性。
在“三权”分设的同时，还应从推行政务公开入手，让“一把手”的权力和行政行为同样在透明的环境下运行，在制度和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下属办事的依据是既定的规章制度，而不再是“一把手”的便条和口头指示。谁违规，谁将受到责任追究。唯有如此，才能防止“一把手”以言立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这里的“法”泛指各种规章制度。
其次，“一把手”要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主动放权，力避揽权。其实，“一把手”若真想把自己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并不难，只要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原则，主动将自己身上的责、权、利向下层层分解，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千斤重担千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的职权结构和运行机制，把助手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就可以大大缓解自身的工作压力。坦率地说，在目前的领导体制下，没有“绵羊”敢与“虎”争食，只有“一把手”主动分，下属才敢接。
在分责方面，“一把手”要敢于对下属问责、追责。对于在基层就可以解决、也应该解决的问题却一味推诿扯皮、层层上交的人，必须在经济上、职务上给予严厉惩治，令下属不得懈怠。不过，这需要大环境的配合。没有大环境的配合，“单枪匹马”、“孤军深入”式的改革难以推进，也走不多远。因为“一把手”遇到的很多问题表面上看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偶然的。其实不然，它是人与旧体制之间的矛盾，是必然的，具有普遍性的矛盾。面对体制性问题，各单位“一把手”往往是有想法、没办法。
在分权方面，分给多大的责就应该分给多大的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把手”要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气度，该下级管的要真放权，该下级办的要真放手，并给予下属特殊情况下的决断权。在现有体制中，下属们往往不是因无能而无为，而是因无权而无为。一旦授予其应有的权力，他们的潜能就会迸发出来，与“一把手”同心同德、共铸伟业。
在分利方面，“一把手”要舍得出手。下属不是扛活的劳工，所得不能低于付出。“一把手”不能把成绩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用下属的业绩为自己的脸上涂金，出了问题却拿下属是问。要让下属切身感到跟这样的“一把手”干有奔头、有前途。
通过责权利相结合、奖罚分明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把下属内在的潜力挖掘出来，把内在的主动性和创造力释放出来，形成“九牛爬坡，个个努力”的工作局面。这是“一把手”从繁忙中自我解脱、医治下属“‘一把手’依赖症”最有效的方法。
其三，各路“神仙”要转变观念、改进方法，努力为“一把手”松绑。“一把手”是一个单位的主要责任人，是一个单位的“纲”。按照“纲举目张”的原理，上级抓“纲”的工作方法没有问题，问题是条条块块都来抓这个唯一的“纲”，抓得太滥、太频。近些年来，“一把手”负责制、“一把手”工程、“一票否决”之类的工作模式盛行，逼得“一把手”一天几次“换装”、事事亲自登场，忙得顾此失彼。想想结果，都在抓也就等于都没抓。
“一把手”是一个地区、部门和单位各项工作的主要责任人，工作千头万绪。上级领导部门考核下面业绩时，不能只盯着“一把手”是否挂帅、是否出面、是否亲自这些表面化的形式，而是更加注重实际内容，更加注重结果。只抓“一把手”，会把众人的积极性减少为一个人的积极性，使“一把手”成为下属头上遮风挡雨的“伞”。有了这把“伞”，下属悠然自得，怎能不依赖！
其四，要为敢于“面刺孤弊者”创造“言者无罪”的生态环境。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之所以当面不说、会上不说，是因为有后顾之忧；之所以背后“乱说”、会后“乱说”，是因为有不同观点。常言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下属中不乏真知灼见，而往往缺乏自身安全；不乏民主意识，而往往缺乏民主环境；不是没有可以脱颖而出的能人，而是能人没有脱颖而出的渠道。现在，有些人明知一些重大决策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却选择了闭嘴旁观，是因为说了以后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招来麻烦，索性“难得糊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就是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的现实职场生态环境，也是一些人的从政守则。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怎能不患上“‘一把手’依赖症”？
所以，要想让下属不再消极依赖“一把手”，而是敢说实情、敢讲真话、敢做主张，就必须把下属的言行与其个人的利害直接挂钩。最近北京市委、市政府修订了《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办法》。这个办法的最大亮点就是在做出“分清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具体规定时，明确提出：“如果对错误决策曾提出明确反对意见，虽没被采纳，该名领导班子成员享受‘免责’待遇，不承担领导责任。”反对错误决策可免责，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调动各级干部不畏权、不唯上、只唯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但仅仅享受“免责”待遇，激励手段尚显乏力。在重大决策拍板之前，敢于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同观点，且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对的，这样的人才应该被上级组织部门列入后备干部，跟踪考核，当其他方面条件成熟时可优先提拔使用。同时，对领导班子成员也应实行动态管理，改变一朝为官、终身荣华的传统吏治模式，让那些一日三餐、无所用心，对也鼓掌、错也鼓掌的庸官尽快出局。
用人机制变了，职场环境变了，那些被动型的“‘一把手’依赖症”患者就会不治自愈，“一言堂”局面也必将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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